党史论丛滨海抗日根据地的卫生防疫工作

　　抗日战争期间，山东滨海抗日根据地军民不仅要面对日伪军的疯狂围剿，还饱受着各种严重疾疫的侵扰。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，改变根据地落后的卫生面貌，党领导滨海抗日根据地政府开展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，预防和控制了各种疾疫的流行，

　　抗战时期，滨海抗日根据地疾疫流行，伤寒、霍乱、痢疾、流感、疟疾、回归热等尤为严重。1943年，赣榆金山区徐埠一带有脑膜炎、流感流行；汪町区李官庄一带由于猩红热的流行，小学多半停课；新集子朱边一带从冬天开始流行斑疹伤寒、回归热等病，直到第二年春天才被扑灭停止，当地老百姓十分悲观。1944年，由于流感和麻疹的混合流行，日照西朱磨一个360人的小庄，共患病192人，其中病故12人，导致这个庄的春耕晚了半个多月；7月，延边、沟头等地流行吐泻伤寒等疾病，900余人感染；路北新解放区有60%以上的人至少患过一次疟疾或赤痢。1945年，纸房区横沟村流感和脑脊髓膜炎流行，从2月18日到3月6日共病倒84人，死亡22人；5月11日到13日，海陵县的一个庄发现三种传染病， 三天内病倒200多人，全庄陷入恐慌之中；6月，赣榆徐山区一带发现急性传染病，因正值麦收期间，又多为贫苦群众，病患无人照顾，也没有能力请人诊治，半月当中每村都病死多人。除了季节性的传染病，其它慢性病如小儿脾块病、胃病、肺病等在根据地也非常普遍，给人民群众带来巨大的痛苦。

　　造成这种严峻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，首先是社会的长期动荡。1840年战争爆发，中国从此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，中国的民族危机和社会矛盾愈发尖锐，加上水灾、旱灾、虫灾等自然灾害频发，广大农村地区经济凋敝，无力抵御病疫的流行。第二是连年的战乱，尤其是日伪军对根据地的残酷“扫荡”“蚕食”“清乡”和无限制的压榨，人民群众最基本的生活条件都无法保证，导致发病人数急剧增加。第三是缺乏科学的、必要的卫生知识。由于根据地地处偏远，医疗力量长期不足，再加上群众的文化水平普遍比较低，很多人都有一些不良的卫生习惯，对待瘟疫疾病也存在迷信思想，在疫病发生时，常常不去求医问药而去求神问卦，加剧了疫情的不断恶化。

　　基于疫病横行的现实，当对敌斗争形势初步好转后，根据地政府马上有组织、有领导地开展群众性卫生防疫工作，其具体措施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：

　　一、建立和发展各类医疗卫生组织。从1943年起，滨海专署设卫生科、平民医院，各行署设巡回医疗队，各县设立卫生所，并下拔群众卫生费，专为群众治疗防疫之用。以平民医院为例，从1943年至1945年，3年共收治住院病人650余人，治疗3360名。医院还专设治疗组于朱边区，专门治疗小儿脾块病，3年共治愈600余名，给群众减轻了32.2万元的药费。各专署及县的公共卫生部门3年共接诊3.92万人次。同时军队卫生机关也积极为群众治病。据1943年10月7日《大众日报》报道,滨海军区某卫生所在拥政爱动中一年内治疗群众1200余人,其中垂死而又救活的23人。

　　在根据地政府的扶持和地方医药界自发组织下，莒南、日照、海陵、赣榆等县相继成立医药界联合救国会（简称医救会），在群众治病防疫工作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。1944年夏天，延边、沟头传染病流行时,延边、大店、路镇等区医救会各派专人自带药品，配合巡回医疗队前往施行治疗抢救，两天内救治了220名，并号召群众打扫卫生、隔离病人、进行消毒等防疫工作。1945年春，纸房区横沟村流感和脑脊髓膜炎肆虐，也由县区政府、驻军卫生队和医救会共同进行救治。5月，海陵县一村庄发现三种急性传染病，县卫生所派去两人配合当地医救会进行抢救，治好190多人。其他如横沟、青庄湖、桃园等处的传染病，也全靠医救会的联合抢救扑灭。

　　医救会还对抗属和贫民免费治疗。莒南县免费治疗抗属915人，药价合计4260元；莒中治疗230人，合计1516元。在十字路拥军大会上，医救会向新参军战士提出对其家庭医药的保证，给予战士和家属们很大鼓励。莒南、日照、莒中、临沭等县对赤贫病人的义务治疗达到2500人，5170元。另外，医救会还在接种疫苗、群众性卫生运动和战斗救护等方面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。

　　医救会的成立还进一步树立了医药界为人民服务的观念，有的医救会规定：十里路内出诊，不吃病家饭，不坐车骑驴，不收病家礼物酬谢；穷人有病，在医药上多予照顾；尽可能主动下乡出诊找病人。所以，根据地的老百姓评价说：“根据地一切都变了，治病的先生也比以前好求了，药价也和平了。”

　　各地成立的医药合作社也是开展卫生医疗工作的一支重要力量。1944年5月成立的临沭平民药房，成立半年共治疗4811人，其中免费的447人(抗属和贫民)，合计免费1071元。莒南小坊前医药合作社治好了本地50多例婴儿的流感，又组织巡回治疗，每到一村，都先找村干部调查病情。给病人诊断后，就向病人进行卫生教育，宣传防疫，共巡回4个庄，治疗23名病人，还用针灸的方法治好了很多人的四肢疼、头疼、腰疼等病症，而且由于合作社大多采用公家投资、群众入股的形式，所以药价较普通药店至少便宜1/3，所以很受欢迎。

　　二、迅速、全力扑灭疫情。滨海抗日根据地非常注意对疫情的防控，一旦有疫情发生，各级卫生机关立即与当地医救会联合派医生携带化验器械与药品，前往疫区抢救治疗。同时，在《大众日报》上及时刊登疫情信息，消除老百姓的紧张心理，普及防疫知识。根据地还规定，无论药品多少，必须予以治疗，保证不使疫病流行并减少死亡。

　　1945年春，莒北县多个村爆发小儿麻疹，王家庄24名孩子发病，病死3人，北庄几十名孩子里病死15人，西庄18名孩子里病死3人，其它各庄也都有类似情况。莒北县政府闻讯后，派医生、化验员等5人连夜赶到，由负责协同到各村研究病情，经过3天的紧张工作，凡是有这种传染病的村子，孩子都得救了。纸房区横沟村流感和脑脊髓膜炎流行，当地县区政府、驻军卫生队和医救会一方面立即组织人员治疗病人，一方面采取隔离措施：在患病人家门口写上“此家有传染病”，以使他人留心。病人家属不赶集，如果需要买东西托别人捎，病人吃水给他指定一口井，用具都煮沸消毒等。经过努力，疫情在发生7天内仅新发现2名病患，疫情出现停止传染的情况。海陵县一村同时爆发3种传染病，3天病倒200多人，其中有一位9岁女孩患病24小时内就去世了，全村非常恐慌。县卫生所和当地医救会第二天就赶到村里，及时施救，共治愈190多人。

　　提倡中西医结合，丰富治疗手段，提高治疗水平是滨海抗日根据地卫生防疫工作的一大特色。根据地通过医救会将地方中西医药界很好地团结起来，会员总数达到1200余名（包括兽医）。在会内，他们提倡地位平等、互相学习、交换经验，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。比如，中医用“五阴六阳”的道理解释不了疟疾的原因，当由西医用显微镜检查了疟原虫，才确定了治疗方针。但是由于缺乏西药，疟疾的一些并发病，像消化不良、下痢等无药可治，中医又制成了几种较经济的丸散，克服了困难。中楼区医药会员在交流治疗春瘟时，都认为藿香正气散是治疗春瘟的好方子。大店区的中医虚心向西医学习包扎急救技术，在民兵救护中起了很大作用。另外，为解决药品缺乏问题，根据地还注意推广经卫生机关证明安全有效的一切新旧单方、偏方，如醋炒鸡蛋治痢疾、热棉灰按伤口、人工呼吸急救法等，一些简单易行的按摩、针炙等治疗方法，也被广泛传播和应用。

　　四、破除迷信、推行群众性卫生运动。群众的封建迷信思想和不良的卫生习惯，是根据地疾疫流行的重要原因。针对这种情况，1944年6月21日，《大众日报》发出倡议：建议通过小学、识字班、工农青妇等各种群众团体，普遍向群众灌输科学知识、卫生常识；注意公共卫生，改造群众不合卫生的习惯，保持饮水的清洁，整理水井、水泉。建立村卫生大扫除、大检查制度；养成早起洗脸，常剃头、剪指甲，不乱吃生冷不洁的食物，衣服被席常晒常洗，不和病人共用碗筷；解决群众治病困难，大力推动地方医药行业的发展，克服单纯发财观念，技术上保守，同行不团结等现象，克服“医不叩门”的旧医风等。

　　滨海抗日根据地积极响应这一号召，于1944年夏秋季开展了卫生清洁运动。壮岗区医救会配合行政，在各村组织了卫生委员会、卫生检查小组，掀起卫生热潮，并展开村与村的互相检查比赛，初步建立了群众的卫生观念。中楼区医救会也积极领导群众开展夏季卫生防疫工作。他们先从会员所在村庄着手，和村干部、教员互相配合，以清洁、灭蝇为中心，整治环境卫生，谁家作的好予以表扬，同时，还宣传实际治病的例子，使群众打破迷信思想。各支医疗队伍在抢救传染病患时,也随时根据情况宣传清洁卫生和防疫知识。

　　伴随着群众卫生运动的推行，群众的卫生观念逐渐树立起来，封建迷信的思想自然而然地被打破。壮庄有一位徐婆婆，封建迷信思想严重，她的三个儿子因患脾病死了两个，最后一个经医救会的医生治好后，徐婆婆向别人说：“谁再说有神，那是哄人骗人，我这个小孩若再靠神那也就剩不下了。”她把神桌香炉子主动拆除掉。纸房区横沟村在1945年春发生了流感和流行性脑脊髓膜炎，起初有村民因没钱治疗去求神巫，以致胡乱治死，后经医生治好41人，疫情在发生7天内仅新发现2名病患，疫病出现停止传染的迹象，从此全村群众都摒弃了封建迷信的思想。